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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来先生认为这段话中的轻是对最敏感听觉的一种表达，是听觉特别灵敏的状态，而玉音形则是从内在德行发散于外的圣人的外在表现。

《洪范》一篇集中代表了书教为政以德的根本思想，从本垂迹，由迹显本，知离本无以为迹，离德无以为政。子贡曰：‘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孔子：‘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

在马一浮对《论语》的诠释中，体现了见性则横说竖说③的特点。答孟懿子无违，讲的是基本的人伦底线，属于世界悉檀。司马牛问仁，答曰仁者，其言也切，樊迟问仁，答曰仁者先难后获，属于对治悉檀，对治问者病痛，因病与药。无大过体现的是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圣人气象。以张载《西铭》为例，乾称父，坤称母可谓达孝。

他解释文化的涵义是：事物参错交互，相对而成，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谓之文，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，各止其当止，谓之化(14)。故马指出：孝弟之心，实万化之根原，至道之归极。如《易》所该，其果极于此乎？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尽之，则一爻之用不止于一事明矣。

同时，他又指出，今之所谓理学，禅学也。就文本的表层而言，含义是清楚的：三子之志在功名事业，一使有勇求生存，二使足民求发展，三使愿学求文明。(同上，第167页) 朱熹也曾经对山崖蚌壳化石作有解释，无论是金履祥，还是顾炎武，对此无疑都是知晓的。(同上) 又如引熊朋来论历法： 月有闰，天无闰，欲知月之有闰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是也。

清学由宋学返汉学，作为开山的顾炎武在治学方法上似乎自然是舍宋学而取汉学，但细审《五经同异》，这样的判定不仅过于简单，而且更是不可靠的。只是立心立命讲多了，虚理竞言，开太平的实学被遮蔽了。

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，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。此一爻耳，反覆推明至五变其说然后已。欲知天之无闰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也。(《顾炎武全集》第1册，第147-148页) 穿凿附会，这是顾炎武对汉学的治学方法最重要的批评，而后人偏迷信于汉学，事有出于圣经，明白可信，而后世弗之信，而顾信汉儒傅会之说。

圣人光明正大，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，不过直书其事，善者恶者了然自见。……吾以是知六典之法，至太平而后备，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。由所引王炎的观点，亦知炎武重视宗法不完全是认识偏好，而完全是基于他对制度功能的坚定认识的。他引吕大圭的议论： 六经之不明，诸儒穿凿害之也，而《春秋》为尤甚。

这样的观念朱熹同样有过相似的表达： 祖宗之所以为法，盖亦因事制宜，以趋一时之便。当然，狂也是气象广大，故朱子称胸次悠然，与万物同流，所以得孔子肯定。

曾点只要与好友于良辰美景行乐，于俗务雅不屑。汉儒之言《周礼》诚不能无失，然亦不敢遽变其意也。

因此，在形而上的理论趋向上，炎武对于宋学可以说是舍弃了的。后来王阳明更是欣赏这样的狂者胸次。甚者单摭道心二字，而直谓即心即道。炎武同意黄震的看法，所谓十六字心诀的核心就在允执厥中的治政理念，危、微、精、一只是对这一治政理念作反复强调的训诫之辞，并非专为心设的玄远之语。独曾子之学，专用心于内，故传之无弊。且天地同流，惟尧、舜可以当之。

秦取三晋而后灭燕、齐，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，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。事实上，关于制度的重要性，顾炎武可以说完全接受朱熹的看法，他在三礼条中，引朱熹《乞修三礼札子》语：六经之道同归，而《礼》《乐》之用为急。

(《顾炎武全集》第1册，第164页) 否定《中庸》性命天道的关怀，否定《大学》格物致知传章，可以说抽去了宋学关于本体与工夫全部论说的理论框架，儒学被从形而上的论说中还原为日常生活的经验道理。康节大儒，以《易》言数，虽超出汉人之上，然学者亦未易躐等。

而郑玄、虞翻之流，穿凿附会，象既支离，理滋晦蚀。天下无二尊，是正道也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统观《五经同异》诸条，顾炎武辑录的论说虽然因其纂辑体而没有附加他自己的论断，但他辑录的倾向性是非常明白的。在《论语》吾日三省吾身条，炎武引黄震曰： 《集注》载尹氏曰曾子守约，故动必求诸身，语意已足矣。但是，顾炎武并不是一个掉书袋的教条主义者，他对记载制度的六经、制度、实际的治政三者关系有动态的理性认识，他引王炎的话： 治法至太平而大备，而所以致太平者，不专系于法之详也。由下文的具体分析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顾炎武辑录的经说，围绕着论学旨趣、论学内容、论学方法，三者不仅在形态上构成了完整的系统，更重要的是在立场、观念与方法上呈现出了高度的统一性。

夫为治有定法，天下无定时，时异则法异，虽尧、舜、禹相受一道法，亦不能无损益也。在顾炎武的宏富著述中，关于宋学以及具体人物的评论散见各处，这些评论虽然同样具有价值，如前文所广为引用的数条，但它们往往因具体人事而发，系统性欠缺是显见的。

宋学研究《易经》有义理与象数之分，从炎武有关《易经》的数条所引，可知他取义理而舍象数，究其根由，亦是象数之学在方法上容易穿凿附会，在效用上偏离日用常行。顾炎武对此同样不能接受，而将人心-道心问题从经典上剥离。

他认定人的品质不是凭空悬思或蹈高虚论足以培植的，而须在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中习养而成。黄震所言，尚替程颐回护，仅斥谢良佐，而杨慎则直指程颐之非。

炎武摘引朱熹曰： 《春秋》大旨：诛乱臣，讨贼子，内中国，外夷狄，贵王贱霸而已。继答曾皙之问，则力道三子之美，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，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。宋学的兴起与展开，从疑传、疑经到说经，甚至拟经，在诠释儒家经典方面可谓思想解放，论说纷呈。(同上，第135-137页) 此番长引，可谓将炎武所认同与肯定的宋学中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和盘托出，而如能进一步体会连续四个此宜审所当务者也，则炎武的治学旨趣与宋学的吻合处亦清晰透明。

炎武在禹贡条中尝引金履祥讲的一则故事： 昔沈存中奉使河北，边大行而北。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，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，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，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。

……圣人察人情，观世变，立法经制，虽不可变古，亦不可泥古，此周公之意也。礼乐征伐、会盟朝聘、生杀之权一出于天子，而无有一人之敢衡行，无有一人之敢好恶作威福也，是王道也。

上述材料及其呈现出来的顾炎武关于宋学的认识，为学界耳熟能详。从时段上看，宋、元、明以及清初同时代诸儒，都入视野。